战国楚简帛新刊出版及发现

从2010年到现在，战国楚地出土的竹简不断增多，许多新材料陆续出版，内容十分重要，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没有被秦人焚毁的书籍，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而过去出版过的材料，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版材不好，字迹不清，很多都是最近才重新拍好出版的。

战国楚简帛新刊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简牍共2500枚，迄今已出版十二卷，是近年来收藏数量最多的新简，也是最重要的资料。其中大部分为经学，不乏“书”类文献和史书。各卷内容为研究战国历史、文献、文本等提供了极好的资料。已出版的有：《殷志》、《殷告》、《成武》、《宝训》、《季野》、《金谷》、《黄门》、《济公》、《楚居》（《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牍（上）》，中西书店，2010）；《纪事》（《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牍（下）》，中西书店，2011）； 《说明》（上中下部）、《周公秦吾》、《睿良扶乩》、《梁臣》、《诸辞》、《济俱》（《集解本纪事》...

《知己堂之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熙书店，2012年）；《卜筮》、《异卦》、《算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中熙书店，2013年）； 《侯府》、《冯虚受命》、《明训》、《唐在唐丘》、《唐在齐门》、《殷高宗问散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中西书店，2015年）；《郑武妻谏孺子》、《管仲》、《郑文公问泰伯》A、B版、《子仪》、《子产》（《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店，2016年）； 《子范子舆》、《晋文公入晋》、《赵简子》、《岳公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中西书店，2017）；《舍命》、《国策》、《国位》、《治国之道》、《心为本》、《世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禹夏殷周之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中西书店，2018）；《为政之道》、《成仁》、《明明上》、《明明下》、《祈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中西书店，2019）； 《四告》《四季》《四岁》《行成》《治病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三）》，中西书店，2020）；《五纪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一）》，中西书店，2021）；《残部未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一）》，中西书店，2022）。

上海博物馆1994年藏竹简1200余枚，2010年以前出版了七卷，2010年以后出版了第八、第九卷。其中有：《子道弘》、《颜渊问孔子》、《成王之国》、《明》、《王居》、《直书乃言》、《礼颂》、《兰符》、《右皇将起》、《虞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成王下城濮》上、下、《灵王肃慎》、《陈志兵先生》、《居志望天下（五章）》、《邦人不约》、《诗经问孔子》、《卜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此外，还有一则名为《回毛外外》的竹简已出版（《鉴博》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根据多方消息，上博简的出版应在2-4卷出版后完成，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上博简的出版工作已陷入停顿。

此外，1942年湖南长沙弹库楚墓出土的一本帛书早已出版。此前已知美国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尚有其他从同一墓葬出土的帛书未出版。如今李凌已将《弹库帛书》整理出版，并将之前已出版的帛书改名为《四季序》，将新出版的两本帛书命名为《五行序》和《攻防》（《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2017）。从图版可以看出，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第二批帛书可能并未完全出土。

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战国古城J1出土简牍3.8万余枚，其中大部分为秦简，古井第5层文物中也出土少量楚简，其中第4、5、7、8、9、10号简具有楚文字特征，收录于《里耶秦简[I]》（文物出版社，2012年）。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M1出土竹简；1965年湖北江陵王山楚墓M1出土竹简；1966年湖北江陵王山楚墓M2出土竹简；1981年湖北江陵旧店楚墓M56出土竹简；1989年湖北江陵旧店楚墓M621出土竹简；1993年湖北黄冈曹家岗楚墓M5出土竹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M1出土竹简； 1994年河南新蔡葛岭楚墓M5出土竹简。出土竹简收录于《楚出土战国竹简集（一）·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11年）、《楚出土战国竹简集（二）·葛岭楚墓竹简、长台关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13年）、《楚出土战国竹简集（四）·王山楚墓竹简、曹家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19年）、《楚出土战国竹简集（五）·九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19年）、《楚出土战国竹简集（六）·九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19年）。楚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2021)，大部分图版较为清晰。

战国楚简新发现

2015年，安徽大学收藏了1167本竹简，内容涵盖楚史、诸子百家、楚辞等。最近又出版了两本，包括：《诗经》（安徽大学战国简（上），中西书店，2019）；《仲尼说·曹沫归陈》（安徽大学战国简（下），中西书店，2022）。这是战国典籍的又一大发现，但直到现在才公布。

楚简也有很多，也很重要，但整理工作才刚刚开始，现在只有零散的资料。主要有：2014年湖北荆州夏家台楚墓M106出土简400余枚，内容有《诗经·北风》、《履行》、《日书》等，其中《日书》的释义已全部公布（《鉴波》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2014年湖南湘乡三眼井遗址古井J1出土简700枚，内容有文献。2019年湖北荆州龙回河北岸楚墓M324出土简324枚，内容有史书和《书》类文献。 2020年湖北荆州枣林铺造纸厂M46楚墓出土竹简704枚，内容包括《齐桓公从莒归齐》、《吴王夫差起兵伐越》、《尚贤》、《诗书言志》、《象马》等。2021年湖北荆州洪胜村王家嘴M798楚墓出土竹简3200枚，内容包括《孔子说》、《诗经》、乐谱等。

已有一些零散的楚简出版，如1992年湖北老河口安岗楚墓M1出土21枚竹简，M2出土5枚竹简，内容为文书（《老河口安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8）。2010年湖北沙阳塔中楚墓M1出土13枚竹简，其中7枚为占卜祈祷文，其余竹简内容已残破不清（《沙阳塔中楚墓》，科学出版社，2017）。2012年湖北荆州高台古井J67出土3枚竹简，内容为文书（《鉴波》，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019年湖北荆州枣林堡汤尾寺楚墓M126出土竹简8枚，枣林堡熊家湾楚墓M43出土竹简2枚，内容为占卜、祈祷（《鉴波》第19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2020年湖北荆州枣林堡彭家湾楚墓M183出土竹简12枚，2021年枣林堡彭家湾楚墓M264出土竹简1枚，内容为占卜、祈祷（《出土文献》第1卷，2022年）。这些散简均已出版。

有出土信息但尚未公布的楚简只有零散的：2011年武汉大学收藏简110余枚，内容记载占卜、祈祷等内容；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4古井出土简8枚，内容记载服饰、织物等内容；2014年湖北荆州王山桥M1楚墓出土简15枚，内容记载占卜、祭祀、差遣等内容；2021年湖北荆州枣林铺造纸厂M70楚墓出土简3枚，内容记载差遣等内容；2021年湖北荆州枣林铺造纸厂M70楚墓出土简4枚，内容记载占卜、祈祷等内容。

其他相关问题

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M1出土的竹简，在《楚出土战国竹简集（第三卷）·曾侯乙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19）中重新刊印，多为红外版，文字较清晰。过去曾侯乙墓竹简多归为楚文。随着曾字发现的增多，特别是随州枣树林、文峰塔等曾墓青铜文字的逐渐发表，现在看来，楚字与曾字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字形结构、书写方式等方面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曾字应与楚字区别开来，成为独立的文字。

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9古井出土简牍579枚，内容为文献。《文物》2016年第5期刊载了17枚简牍。发掘者认为井中简牍“多以楚文书写”。但根据李松如的研究，这些简牍上的文字兼具楚、秦风格，是秦楚混合的产物。该地区并入秦国后，“习楚文的书法家，尚未完全掌握秦文的书写特点”（《中国书法》2019年第3期），因此不能归类为战国楚简、帛简。

除了曾、楚简外，带有秦文的竹简仍在大量发现，其他简牍至今未出土。以往学者指出，郭店《唐禹智道》、《中信道》、《禹丛》（上、下、下）和上海博物馆的《

清华简中的《易》是一篇“具有齐字特征的抄本”，郭店简中的《五行》也包含一些齐字（冯胜俊：《郭店简与上博简比较研究》，仙庄书店，2007）。在清华简问世后，我们看到了更多非楚文字的存在。例如，清华简中第一篇《宝训》的书写方式就比较特殊。 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带有齐字特征的写本”，或者是其“带有齐鲁书体特征的楚字”（冯胜俊：《论清华简《宝训》书体与三体石经的关系》，《清华简研究》上册，中西书店，2012年）。笔者认为，这种书写风格和书写方法与齐字并不一致，应为一部“带有鲁字特征的写本”。清华简12号“禅部尾”的字体风格与《宝训》高度一致。 李松如认为《禅部未》与《宝训》均为鲁国抄本（《清华简中特殊书家群体及相关问题研究》，“首届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22）。清华简3号《梁尘》与《朱词》的书写风格亦有特殊之处，学者认为是“带晋文体抄本”（刘刚：《清华简3号《梁尘》为带晋文体抄本的补充证据》，《中国语言文字学刊》第5卷，商务印书馆2014）。 清华简4号《占法》和清华简6号《子产》虽然整体上属于楚体，但也夹杂了一些晋代的书写风格。学者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要区分不同国家的文字，不能只看书写风格或用词习惯，书写风格也很重要。战国五大文字中，只有燕文（或带有燕文体态的竹书）至今尚未被发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华竹书佚文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研究创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