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专题︱邱路明：流星与伟业——中国历史十字路口的隋朝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隋朝在历史学家乃至公众心中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晰而单一的。 作为唐朝辉煌的世界帝国的一个不太成功的序幕，隋朝和秦朝也在第二代就灭亡了。 同样，它也为中国传统史学“以史为鉴”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 被载入史册“前车之鉴”的隋朝，不可避免地有着唐朝丰富的元素。 简单回顾一下《贞观政治家》，我们不难注意到，太宗君臣们多么频繁地提到隋炀帝，意为“世间之恶”。 “大家都回家”的态度。 现代历史学家的论据有些公允，称赞隋朝是唐朝的“实验品”，在政治、制度等方面有创新贡献，因此有“唐承隋制”、“汉承隋制”的说法。 “秦制”已成为历史学家常用的术语。 标签。 即便如此，与建立了传统帝制国家基本形态的秦相比，隋朝仍然常常隐藏在唐朝的光芒之下。 比如近年流行的《哈佛中国史》第三卷干脆把隋朝的名字抹掉了。 ，直接题为《中国的：唐朝》。

仔细观察，隋的形象可能是单一的，但不一定是明确的。 如果说公元189年董卓​​入京是东汉王朝灭亡的标志，那么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平定陈国，重新建立统一。 四个世纪以来，除了西晋十几年的短暂统一之外，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而结束这段漫长的分裂并在短时间内灭亡的隋朝，难道就是这样吗？旧时代的结束还是新时代的开始？ 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中，魏晋南北朝历史和隋唐历史已被明确划分为两个时代。 传统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清晰。 特别是在文献编纂和文学研究方面，很多人将隋朝归为六朝余部。 经过。 例如清朝颜克钧编纂《三朝秦汉三国六朝古代文献全》时就将隋朝纳入其中。 鲁钦编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也效仿了这一做法。 时至今日，隋代文学仍被视为六朝遗存。 也并不罕见。 此外，近代学者赵万里在编纂《汉魏南北朝墓志铭集》时，也收集了隋代志。 赵超东篱编撰《汉魏南北朝墓志铭集》时，虽依据《释义集》所收录的扩充文章，但取魏晋南北朝狭义的朝代，并没有记载隋书。 罗欣、叶维的《魏晋南北朝墓志新证》重新收录了隋书，以弥补赵氏与隋书之间的空白。 《树正》的长度太一半了。 由于南北朝的定义不同，《纪事》所收的隋书长期缺乏易于使用的记录（据《书证》，收藏上限为1949年，记录《济世》中不包括）。 集隋志），可见有无隋，有时确实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铭汇编》

两个“南北朝”的异同

重新建立统一可能是隋朝历史贡献中最没有争议的一点。 中国人喜欢讲统一与分裂的循环。 《三国演义》开场白“天下大势，久分则合，久合则分”。 可以说还是代表了现在的情况。 人们的历史知识相当多。

但当我们谈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为主流、分裂为支流时，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是基于“事后诸葛亮”的产物。 对于一个生活在隋唐时期的人来说，他经历了四种经历。 经过几个世纪的长期分歧，可能很难达成类似的理解。 隋朝统一后，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分裂的时代。 虽然有五朝十国的分裂，但辽、西夏与北宋、金、南宋的对峙要么持续时间短，五朝只持续了半年。世纪。 奇怪的是，在这个世纪里，要么中国大部分地区保持统一，而事实上，北宋传统上一直被视为一个统一的王朝。 隋唐以后，我们或许可以真正说，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近年来，李志安教授提出南北朝两次说（《南北朝两次与中古以来历史发展的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勾勒出宋朝时期隐藏的辽、夏、金、元线索。 它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称其为第二次“南北朝”是颇有意义的。 如果说两个“南北朝”的差异，或许有两点可以稍加改进。 第一，在辽、西夏与北宋、金与南宋的对抗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十六国那样四分五裂。 分裂时期，即使是五朝，北方依然保持着统一，只不过是五个短命王朝的兴衰而已。 另一方面，第二次“南北朝”，特别是金朝与南宋的对峙，延续了第一次“南北朝”后期的基本形态。 之所以能够建立这种南北对峙局面，与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快速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后，无论是清初南明政权的反抗，还是1949年提出的分河统治，都体现了这种历史惯性的影响。 西晋灭亡约一个世纪后，北方四分五裂的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这样的分裂和分裂之后，仍然能够走向统一，而不是停留在甚至陷入进一步的分裂。

早年，不少学者将东汉王朝的灭亡和五胡入华与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进行了比较。 尽管严格恪守专业分工的现代学者很难有勇气去探究如此宏大的历史变迁及其背后的动因，但在此之后，中国和欧洲确实分道扬镳了。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统一的动力是什么，这种问题很难在历史事实的层面上落实。 然而，“统一”与“正统”关系的微妙变化，也可能是两个“南北朝”值得区分的差异。

偏向江南的东晋南朝（包括后来的南宋），本来就呼求正统，北伐是经常被提及的口号。 然而，要么意图不够而动力不足，要么话付了却没有落实。 尽管十六国北朝的政权大多是由胡族建立的，但通过统一争夺正统的理念（至少以力求同质的姿态）似乎越来越被北方民族政权所接受。 。 十六国各政权的兴衰，很难详细讨论。 苻坚在南征前的“非地不广，民不足，而欲混天下，利民”的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然而，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改制为汉式等措施上，与南朝争夺合法性的意图非常明显。 晚年的孝文帝也忙于南伐，以致在南征途中病逝。 王通的《元经》首先以南朝为正统，但孝文帝之后，又改变了对北朝的尊崇，就体现了这种正统之争。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一种是退位。 古人所说的“革命”指的是命运的改变，与现代汉语中由“”翻译而来的“革命”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

“革命”与“退位”的区别可能在于，革命是通过暴力推翻前朝。 隐含的含义是，前朝因行为不端、失去命运而被推翻，新朝则因否定前朝统治的合法性而建立。 以唐吴革命和陈社起义为基础。 虽然退位在现代人看来无非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将王位的“强买强卖”包装成“你的喜好我的”，但与革命相比，退位并不否认前朝的合法性。 封印颁布后，前任君主如果不很快被谋杀的话，仍然可以在他的封地内实行正说并使用皇帝的礼仪。

就当时的南北分立而言，十六国以来的各个胡族政权都以实力征伐天下，进攻不已。 东晋南朝的兴衰延续了汉魏以来投降的传统，以“退位”为借口。 。 但北魏以后，北齐、北周乃至隋唐政权的更迭，改变了旧规矩，都是以让步的名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北魏末年六镇起兵掀起了反华浪潮，但并没有动摇孝文帝本人的正统地位。 高欢之所以废黜元朗安定王，立元修取而代之，就是因为元朗氏族的疏远。 “伟大的祖先不可能没有子孙。” 如果说南朝通过“禅让”保存了汉魏正统，那么北朝末年引入的“禅让”形式很可能继承了孝文帝南迁后创造的新正统。 这种“正统”的获得与混乱，在同一个宇宙中，它们之间似乎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到了第二次“南北朝”，虽然从胡人建立的北朝在国家形态上更加成熟，但对于北洋政府来说，“正统”与统一的联系似乎已经被削弱了。 北宋、金朝、南宋都多年坚持和约规定的“敌国”关系。 金朝灭北宋后，先立张邦昌，后扶持伪齐。 甚至长期避免直接统治宋朝旧地。 如果不再受到北方女真、蒙古等外来势力崛起的影响，这种“天上两天”的对峙局面可能还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导致不同的历史演进可能性。

“南化”与“北输出”

隋朝虽然结束了长期的分裂，但南北四个世纪的分裂所造成的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也不难想象。 这一过程如何从分歧走向趋同，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

陈寅恪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所著的《略论隋唐制度的源流》，以隋唐为基础，向前追溯，辨认了隋唐制度的三个源头。 其一为（北）魏、（北）齐，其二为梁、陈，其三为（西）魏、周。 讨论的要点是，隋唐虽然在政治上继承了北周，但从制度上看，西魏和北周的影响力最小，其他两个来源的影响力较大。 北魏、北齐有两个起源：一是河西，一是保留下来的汉魏旧制，二是北本南人带来的东晋南朝礼乐制度。 。 这两者也是间接源自不同时期的汉制度。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陈寅恪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陈先生的一些判断也可以通过新发现的石刻得到印证。 如殷弘道墓志铭（《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拓片》）记载其“曾祖父子纯、梁世忠、左卫将军、梁、秦二州”。州长。 祖荣，梁三奇常侍，信州刺史，父浩，梁尚书，金布朗，隋伊通将军，长城县令，以儒学闻名。”贞观七年，尹弘道被聘为太常博士，参与制定《唐新礼》，揭示了南方传统在唐初礼乐制作中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在《略论隋唐制度渊源金融篇》中认为，唐初江南租米叠布的改革，继承自南朝遗留制度，并进一步指出“到了唐朝，社会经济发展逐渐超过了北朝。唐朝的新金融制度，乍一看，似乎是创制的”。当时的政府只有一两个人，但实际上是南朝的旧制度。” 首先涉及南朝问题。 唐长儒先生晚年的《魏晋南朝隋唐史三论》详细阐述了土地制度、税收、军事制度乃至文化习俗，指出“唐朝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部分，都是对东晋和南朝的继承。” 这系统地论证了“南朝化”理论。 几乎与此同时，田玉清先生在《东晋》的《后论》中，鸟瞰了南北朝不同的发展道路，并简要指出“从宏观角度看，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的整体历史运动，毕竟主流是北方而不是南方。” 颜卜克教授在实证层面对此做了更多补充。 这一理论最初在网上讨论中被戏称为“北朝退出”（这个名字大概来源于《波峰与低谷》最后一章的标题《从北朝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退出》） ”），后来被正式命名为“北朝主流论”，形成了两种略有对立的观点。

近十几年来，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但颜步克、牟发松等学者都认为，由于观察时期和侧重点不同，两种理论可以共存、相辅相成。 “着眼于唐代以后的变化，主要从经济、文化方面论证，而‘北朝主流论’则观察南北朝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过程，重点关注政治和制度。李志安教授将这两种理论概括为南北两种不同的发展线索，于是，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燃性内容的争论也就随之消亡了。

如果我们要简单评述两种理论的异同，大概有两点可以选择进一步讨论。 在以往的争论中，引起争议较多的是唐长儒先生的一句话：“因此，北方社会在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建立秩序的过程中，插入了一个并非必然的过程，某些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魏晋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95页）。 许多评论家都引用“插入一个并非必然的过程”这句话作为对唐先生对北朝历史影响的总体评价。 不过，回到书的脉络，唐先生评价的对象是均田制度和政府制度。 军事制度，而不是北朝的整体。 唐先生认为，与南朝时期大规模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大量自耕者破产成为附庸佃农不同，北方的长期战乱为实行这一制度奠定了基础。均田制度是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度的产物，均田制度保证了大批修士的生存，阻碍了封建社会的发展。 因此，他的“非必然过程”的主张不仅有具体的参照性，而且需要在他所持的“魏晋封建说”的框架内来理解。 田玉清先生和颜不克先生对南北朝发展大势的观察，主要是从皇权政治、官僚政治和国家形态等方面入手。 它们比较清晰，不涉及分期的问题。 不过，唐先生的“南朝”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系统阐发“魏晋封建论”的一部分，应该放在更为复杂的理论语境中来理解。

其次，隋唐统一后，水流由北流向南，有盈有亏，这是自然的。 因此，隋唐制度兼收南北，已为学者所公认。 但以往学者大多沿袭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路线，注重区分制度起源的轻重缓急。 他们似乎对各个机构的“优先顺序”知之甚少。 国家制度所包含的礼仪、官员、法律、财政、兵制等哪些方面比较“灵活”，可以为治国之目的而“运用”，而哪些方面则比较“刚性”，有依据关于国家的建立。 原则上是不能借的。 正如高欢所言：“吾尔有一位老人，名叫萧衍，专精于江东的衣饰、礼乐。” 当时人们公认，南朝在礼乐、文学方面略胜于北朝，但这些似乎都比较次要和装饰性。 。 认清体系的“权重”，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什么是南北主流。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注意到，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唐长儒先生对南朝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土地、赋税等制度，以及依托这一经济基础的军事制度等军事制度上。 由此看来，唐先生和田先生的观察不仅侧重点不同，而且其背后的理论关切也不同。 目前，在《南朝》的各个方面中，最没有争议的似乎是文学，它在唐先生的框架中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部分。

分裂与统一的趋势或许很难说“一定”

当我们缩小观察的尺度时，所谓的历史大势就远不那么清晰了。 公元589年，隋军逼近河边时，陈皇后仍自信地宣称：“王气已至，齐兵三至，周兵又来，皆被消灭，今来者必败。” ” 于是他玩起了一招，纵情饮酒，不断作诗。 后人认为这是亡国之君的愚蠢行为。 唐代杜牧嘲笑他说：“韩在门外捉虎，张丽华在楼顶。” 但对于当时习惯了南北区分的人们来说，这种自信也许并不那么可笑。 现代历史学家当然可以冷静地分析。 当时，南北力量对比已逐渐失衡。 四川、后梁先后纳入北朝版图。 周武帝灭北齐后，立即击败陈将吴名彻，收复淮南。 陈已经被困在江南一角了。 但陈朝初期的情况更加危险。 北齐军队甚至攻打建康城。

隋朝的崛起更像是一次偶然。 此前铲除权臣宇文护、征服北齐、统一北方的周武帝，确实是一位有才华、有谋略的君主。 然而他英年早逝后，继任他的宣帝却为政残暴，行事古怪。 他无缘无故地杀了立下许多功业的齐王宇文显。 作为外戚，杨坚不仅没有权力，还因宣帝的猜疑而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如果宣帝没有暴死，别说登基，能保住他的命就已经不错了。 没想到宣帝很快就死了，形势发生了逆转。 杨坚以其父之尊，与郑乙相通，纠圣旨辅政，遂受禅宗皇帝称号，夺得大帝位。 这就是清朝赵翼所说的：“自古以来，征战天下，并不如隋文帝那么容易。”在杨建正皇帝之前，没有什么可说的事迹。 。 他在位之初，周朝老臣尉迟炯、王迁、司马孝南等人，联合起兵反抗。 声势之大，震惊全国。 老将韦孝宽的力量并非没有运气。 作为关陇贵族后裔，缺乏政治基础，杨坚侥幸登基所创建的新王朝，恐怕更类似于西晋。 在南北朝各政权兴衰的正常情况下，隋朝建立时，当时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它能够开创统一大业。 社会1998），这些可能是陈后主疏忽的原因。

最终，建康的“王气”褪去，隋朝、平朝、陈朝之后，天下统一了。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和军事统一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我们先来做一些反事实推理。 如果淝水之战如苻坚所愿，前秦获胜，东晋灭亡，联邦统一，能否建立一个稳定的王朝呢？ 对十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恐怕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事实上，隋朝平、陈之后，贸然在南方推行北方社会管理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抵制（见韩升《南方的中兴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 》，《厦门大学学报》1998）第2期）。 因此，军事征服后，如何重新连接长期分裂的南北，整合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是一项更加艰巨、长期的任务，而唐先生的“南朝”之说也可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

大运河

就此而言，大运河的修建不仅连通了南北，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 在铁路出现之前，沿着运河发展起来的城市凭借便利的交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城市。 全汉笙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中有对此的著名评论，“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与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第一次大一统时当时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北方，问题也比较简单，但是当第二个统一帝国出现时，虽然军事、政治重心仍然在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第二大统一帝国出现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将南移的经济重心与军事政治中心联系起来。留在北方的重力，让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灵活运用，发挥它的作用，能够满足这个需要的就是连接南北的运河。” 他指出大运河对于整合南北、开创不同于秦汉的统一新局面的巨大作用。 政治重心在北方，经济重心在南方。 它对中国当前的局势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修建大运河的是隋炀帝。 作为一个亡国之王，炀帝在历史上的形象自然不怎么好，尤其是在李世民的刻意压榨下。 然而，与大多数亡国之王不同的是，即使是初唐的皇帝和大臣们也没有否认炀帝的才华和能力。 隋朝的突然灭亡，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炀帝对自己才华的过度自信。 例如，虽然修建运河受到后人的青睐，并被认为是隋朝因滥用权力而灭亡的重要原因，但直到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隋炀帝修建运河的目的。运河。 交通便利之说自然为后人所沿袭，但后人所强调的南调物资的实际作用，在当时并不明显。 唐朝初期，每年的财富只有一二十万担，直到武周之后，运河才真正成为国家的生命线。 也有学者推测是为征服高句丽做准备。 《隋书·颜笔传》中提到“为推动辽东之战，从洛口至涿郡开运河，以漕运”。 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功能。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超越时代需要的超级工程。 如果不是炀帝，其他人稍微谨慎一点，或许也不会贸然发动。

伟大的才华与伟大的成就之间只有一步。 在滥用人们的力量和喜欢建造庞大的项目方面，杨皇帝与秦川有点相似。 秦川去世后，她就站起来了，杨皇帝并不幸运。 他对各方的袭击最终导致该国被摧毁，家庭被摧毁，他们死于江杜，这也固定了历史上两个人的不同图像和评估。 Sui王朝的去世与它的兴衰一样不可预测。 近年来，在扬州发现了苏王朝的皇帝皇帝之后（请参阅江苏市卡封的Sui王朝皇帝皇帝皇帝皇帝墓地，江苏市，江苏省”，“考古学”，“ 2014年第7期”），《 2014年》），《 2014年》第7期）学术会议曾在此场合举行，会议记录的标题为“流星王朝”“遗产”。 几天前，我遇到了南京博物馆的Zuo Jun兄弟，并提到他正在计划Sui王朝的主要展览。 他已经给展览一个双关语名称“ Daye”，Daye和流星只是反映了“ Daye”的含义。 现实和期望，苏王朝的光明与黑暗。 作为一个王朝，站在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苏王朝的地位并不困难。 尽管历史的兴衰是一个事实，但很难在其中添加“必须”一词。 在Sui Bo兴衰的三十多年中，许多偶然的因素发挥了作用。 正如一个人的命运是不可预测的一样，王朝的命运也是不可预测的。